每周转载：关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网文4篇）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快要闭幕了。本周分享几篇评论，谈谈天朝体育搞举国体制的弊端。

★《李承鹏：有个文工团 @ 新浪博客》

　　有个文工团，平时你是看不到它来服务的，它得好几年才上台一次，它每次演出要从纳税人包里收取几百亿演出费。每回表演成功，那些平时你永远见不到的首长都会跑去慰问，再用你的钱去嘉奖这些演员。而后，特别成功的演员会成为官员，把上面的情景再来一遍。

　　如果你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文工团，肯定很不开心。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文工团叫“奥运代表团”……奥运代表团就是一个文工团。平时看不到身影，每个演出周期要四年，耗费几百亿资金，只负责表演，不负责普及训练；只负责天价拿回几十个金牌，不负责让13亿民众体质得到锻炼。它集中收费，集中排练，集中演出，集中宣传，是个精英演出团队，与普通人的体育生活无关。

　　这时，肯定有一些热爱举国体制的朋友对我恶从胆边生。所以我要说明，我喜欢奥运，也并不反对某些项目的举国体制，我只反对为了养活这个文工团占据太多民众的资源——很多地方一到夏天游泳池活像下饺子，一个癞疤足球场会挤进十几支球队，好容易发现一羽毛球场网子还被管理员摘掉了，理由是防小偷……公众体育设施不对公众开放，因为这个文工团正代表公众在里面训练。

　　到底占有多少资源？国家体育总局部门决算表显示：2011年度为39亿6250.48万元。记住，这只是账本上显示的财政拨款、上级补助、事业经营收入等，未知云量级的体彩抽成是否包含在内。好吧，就算一年4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是160亿；总局之下还有奥运金牌重要制造基地的地方体育局，比如浙江省体育局2011部门安排支出决算是6亿5324.80万元。这样的地方大局大概有十个，一年就是6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是240亿。还有小一些省级地方局如陕西省体育局，2011年支出预算1亿6835.27万元。这样的省级局大概有15个。像渭南这种一年花三百多万的市县级体育局，全国难计其数……所以一个奥运周期要花费500亿并非过份的数据，因为还未把全运会、城运会、青运会、专项锦标赛这些“奥运战略”环节的费用算进去。

　　　　虽然在这个国家，涨三毛钱水费大家都怨声载道，但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要说：我就愿意看奥运文工团，就愿意为奥运捐500亿，因为我爽！我承认这个说法很有力也有道理，因为捐给奥运总比捐给贪官喝茅台好吧……后来，外籍教练马克就曝出：水上中心的领导经常喝茅台却不更换设备。我也不去争论你可以为了自己爽就给奥运捐但不能强迫那些不喜欢奥运的也捐，这属于强迫集资，以及500亿这个巨大的数经过了谁听证谁授权……我只想跟你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在几百名奥运文工团员每四年向世界展示强健肌肉的时候，民众体质持续下降。2011年9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官方公布：与2005年相比，19~22岁年龄段爆发力、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其中19~22岁城市、乡村男生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下降1.29、0.23厘米；引体向上下降1.44、1.45次；1000米跑平均下降3.37、3.09秒。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女生50米跑成绩分别平均下降0.06、0.10、0.05秒。各学段学生视力不良，13~15岁初中生为 67.33%；16~18岁高中生为 79.20% ；19~22岁大学生高达 84.72%。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 14.81%、9.92%、10.79%、8.03%……比起日韩，全面下降！

　　全世界唯我国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现象：在外肌肉强劲，在内气喘吁吁；在外红旗飘飘，在内红灯大亮。很多学校体育课已瘦身甚至取消了。可是我们还要因为“东亚病夫”而跟人拼命。过去看《霍元甲》时，我极端痛恨日本鬼子叫我们东亚病夫。可后来才明白，是不是东亚病夫并不取决于拿了多少金牌，而在于是否为民众健康的体魄，修建一条清晨的跑道。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万人仅拥有6.58个体育场地，日本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个、瑞士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2个、德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4.8个、意大利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2个。而很多网友知道，北京奥运的场地在曲终人散后荒废了多多，自行车赛场看台上，鸟都生下第三代了。

　　我曾去过40多个国家，英国、柬埔寨、美国、埃及、荷兰、叙利亚、南非、阿联酋……中国人去国外爱琢磨“中外区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很难一时间总结这些不同体制、不同观念、不同肤色国家与中国的区别，但你一眼能看出来的最大中外区别就是孩子：我们的孩子背书包的多，外国孩子带滑板的多；我们的孩子戴眼镜的多，外国孩子戴球帽的多；我们的孩子坐着的多，外国孩子跑着的多；我们的孩子见着球下意识要躲，外国孩子见着球会来一脚。总之，我们的孩子眼镜多、胖子多、坐着的多。就是许三多。

　　有人说这是中国家长和学校的问题。可我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的国度，举国体制有些夺金优势但占用太多资源，就像一个县规定电影院只能播映《建国大业》宣传《建国大业》学习《建国大业》，哪里知道世上还有《泰坦尼克号》。文艺和体育是同样路数，虽然这些年在国际杂技大赛里拿了很多名次，可你见过几次它为民众服务。官办的中国文工团和官办的奥运代表团，其实是一个团。你看组织结构：总政歌舞团——八一体工队，铁路文工团——火车头体协，四川省歌剧舞剧院——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一个主战场是春晚，一个主战场是奥运，一个表达温馨祥和，一个阐述孔武有力，总之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可是你看着每年贴心小棉袄的央视春晚真很高兴吗？你看到为每四年一次的奥运花费五百个亿不少项目你连规则都拎不清，爽到不行吗？你想想当春晚和奥运盛景之时，民间的艺术生活越来越少，民众的身体素质越来越低，从没见政府派出一个教练带你锻炼身体，连伙伴们自行举办个城区业余联赛还要向当地足协交钱，否则视为非法，还很高兴吗？

　　肯定还是有朋友说：“我高兴，只要看见战胜外国人我就高兴。”OK，战胜外国人当然很高兴，可当我们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女子举重水银泄地战胜外国人表示中国很高兴后，三大球不灵，能多高兴？你看伦敦奥运三大球全军尽墨，几乎创造史上最差，这证明举国体制不仅侵占群众体育资源，连职业体育也处境艰难。破坏了群众基础，精英团队难以选材。比如曾让几代中国人骄傲的中国女排，北京奥运勉强还拿了个铜牌，这次连四强都没进，输给的还是日本队……体制内高官都知道的秘密，人才不济，选苗困难。因为我们一直在竭泽而渔，说不定哪会儿就爆发危机。

　　我尊重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可是大家心里知道什么叫国际项目。国际项目是三大球、田径、网球、游泳、职业拳击和职业赛车。这些才是真正高难度的项目，是几十上百年来被国际公认的巅峰竞技项目，这些需要更多的基础人才和科学规律，需要金字塔基的参与人数。不是靠教练从山区里拎一能吃苦的小孩，从小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拼命练，像栽盆景一样栽出了冠军。也不是像马俊仁当年那样跟王军霞说：霞啊，我梦见你前世是梅花鹿大仙儿，得跑，不跑就会咯血而死，你跑，我给你解决城市户口……这样连蒙带骗创造了纪录。参看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就知道后来它为什么忽然就消失了。

　　有朋友说，我才不屌外国人篮球、足球这些项目，我就喜欢中国传统项目。那我无话可说。这仿佛中国文工团说，不惜得跟外国人比芭蕾，我跟他们比秧歌……如果不需要与国际接轨只需要自嗨，我诚心地想把麻将申请成为奥运项目。再次声明中国传统项目的运动员值得尊敬，可中国体育投入巨大，并非绝对搞不好三大球这些国际项目，而是体育官员压根儿没想搞好。

　　这个逻辑必然揭开另一个话题：为什么考核中国体育官员的政绩以金牌块数论，而不是以影响力论？这是世界体育史一个独特现象。巴塞罗那长官会以巴萨为荣，因为这家俱乐部改变了世界的踢球方式，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可我们长官从不关心体育价值观，只论金牌块数，以方便年终任末写在政绩汇报上。这直接导致他们扑向一些小众、冷门、性价比低的项目。中国体育官员金牌观跟政府官员政绩观是一样的，不是以百姓实际幸福值论，而论开了多少厂、修了多少高楼、制造了多少GDP。他们太重视数量而不是质地、美感、影响力，他们不太像搞政治的，倒像是挖土石方出身的，恨不得金牌以吨论，幸福感用秤称。这跟老百姓实际生活利益多大关系？

　　前几天有个别致说法：举国体制就是好，足球职业化了可是更糟。可是中国足球是伪职业化好不好，正是因为政府一直不放手，才煮了一锅夹生饭。哪家大牌俱乐部背后不是站着政府，当年大连那个著名的书记恨不得要亲自冲进更衣室指挥战术。何况中国足球透明太高，中国体育那点脏事儿，不过是被合谋掩盖而已。

　　袁伟民说：我们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强国。不知是这个为中国奥运团谋略了一辈子金牌的老人退前的感叹，还是忽生一丝悟意。乔丹跟你比金牌？马拉多纳跟你比金牌？他们只比谁能改变世界。我们的金牌拿得够多了，可所谓体育强国，是不仅要拿回金牌，更要输出体育价值观，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不是金牌数，而是中国帮世界改变了什么运动理念。就像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也不是 GDP，而是中国帮世界改变了什么价值观。前段时间羽毛球女双故意输球，一部份人说缺乏职业素养且演技拙劣，另一部份人说这是田忌赛马合理利用规则。姚明说：田忌赛马，马也要尽快跑啊。这就是运动理念。可惜这样的理念太少。

　　回到开头的论题，中国的文工团外出演出频频，也没怎么输出过文艺价值观。到头来外国人以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只会顶坛子，就连电影界，数亿元拍了个《金陵十三钗》，却敌不过只花了十五万的《一次别离》。因为你只有价格观，没价值观。

　　逻辑是，当你选择了文工团模式，就放弃了普及，当你没了普及，就玩不动真正高质量的文体游戏。切进到两届奥运争吵不休的话题：一方说刘翔是可耻戏子，一方说刘翔是悲情国家英雄。一些朋友希望我站队表态，可我没法在这两种观点排他性表态，因为问题的根本：在极少人穿过专业跑鞋，大多数人没踩过专业塑胶跑道（学校里那一下雨就积水一出太阳就有味的不是塑胶跑道，是塑料跑道），全国不足五千人练跨栏，很多县城连合符专业标准的田径场都没有……的国家，让一个文工团员刘翔代表13亿人夺冠，或者让养活着半个文工团的头牌团员真实宣布因伤退演，再或者让他通知几十年习惯守看文工团为国争光的人们，对不起，我实力不济……根本不是文工团提倡的革命观。如果刘翔是戏子，正是文工团让他必须完成的角色，如果刘翔是悲情英雄，那是举国的需求。上一届他直接回更衣室被骂得半死；这一届他配合收看，单脚跳到110米终点。

　　长得两分像周星驰的他终于一语成谶：我，只不过是一个演员。

　　在这个文工团里，刘翔尽力了，所以我不会疯狂咒骂演员刘翔，因为我知道谁使他成为演员。我希望他尽快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本该有权选择退赛，没必要成为世界上最大文工团的头牌演员。但又传出他要打2016，这实在让人觉得荒诞离奇。事情一开始就注定结尾，这个叫刘翔的团员背后有一股力量，不仅是教练团队、商业团队的力量，还有更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决定一切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该退而不准其退之，违背人性和科学规律来为国争光，其实中国式体育明星现象，就是我们大家的合谋。

　　一片荒地上不小心长了一朵鲜花，它注定是要死的，为了面子就插了塑料花。你骂塑料花有何用。文章写到此时，牙买加博尔特夺得200米金牌并成为史上首个蝉联两届包揽100、200米金牌的一哥。这个加勒比岛国只有260万人，却常年有260个专业级的田径队，超过8万人在进行专业短跑训练。写到此时，中国奥运文工团刚夺得史上第200金，来自没什么人在练但中国一枝独秀的跳水。

　　此时有没有人想起这个伟大的文工团的一些模糊的名字，卖艺的张尚武、搓澡工的邹春兰、残废的艾冬梅、那些付出过很多却一无所获的无名小卒。

　　此前沈阳很多商铺关门，传言是为了明年的全运会打假和集资。

　　此时赵薇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配照微博：嗨。遭到数千人谩骂，说刘翔都受伤了，你还高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这些，都是这个文工团的台外之戏，却是题中之义。

　　为了准确表达通篇意思：一、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历史上作用巨大，伴随几代人青春；二、文工团模式后患无穷；三、体育是一种权利，让民众享受这权利。

　　这个大国取得了很多非凡的成绩，我希望她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信力建：从苏联东欧“金牌战略”看举国体制的衰落 @ 财经网博客》

　　目前，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军团捷报频传，金牌榜上的排名也曾与体育大国美国旗鼓相当且屡占上风。于是便有体育官员出来对我国在体育夺金方面行之已久的举国体制大唱赞歌“举国体制是许多国家在一些重要工作、重大工程中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效率极高的办法”还进一步表示“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的确，就中国在体育竞技——尤其是争夺奖牌方面而言，要想在奥运会上抢得风头，的确如这位官员所说的那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我国竞技体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集中有限资源、实施有效组织等方面下功夫。”中国现在在金牌榜上的排名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实，何止中国在奥运会上大获金牌证明了这一点？前苏联东欧也曾用他们骄人的奥运成绩证明了这一点。

　　不妨来看看历史。1980年7月莫斯科奥运会开幕，苏联为了证明其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本届奥运会上创记录地砸进90亿美金巨资，打造了一个“体育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国”的形象工程。在举国体制下，本届运动会上苏联获得金牌第一，80枚，银牌69枚，铜牌46枚，合计奖牌195枚，这是苏联自1952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也是到当时为止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金牌最多的一次。民主德国金、银、铜牌分别为47、37、42枚，列第二。保加利亚获金牌8枚、银牌16枚、铜牌17枚，首次进入奥运会前三名之列（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本届运动会遭到国际社会抵制，有五分之二的国家没有参加这次奥运会）。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报复美国，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两个月，苏联、民主德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以各种借口宣布不参加本届奥运会。在真正能说明实力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和东欧真正展示出其“举国体制”的“优越性”——苏联再次打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55枚），第二名是社会主义的东德，获37枚金牌，小小的东德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竟超过美国成为奥运金牌第二（37枚），比较之下，西德人口有六千多万，人均 GDP 是东德的几十倍，但是只有11枚金牌，远远落在东德之后。 美国只有36枚（第三名）。在这次奥运会上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获得了11枚金牌，保加利亚获得10枚，罗马尼亚获得7枚，他们获得金牌数目都远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法国、意大利。可以说，这次奥运会是真正展示“举国体制”优越性的盛会——然而，这也是一次回光返照的盛会。

　　“举国体制”的体育竞技比赛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得益于这些国家和政府实施的所谓“金牌战略”——这种“战略”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国家政府不是民选政府，在随心所欲上享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自由”（也可称之为“金牌战略”）：这种“自由”首先体现在金钱的使用上很“自由”，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监督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争奥运金牌。他们将国家运动员分级，为健将级、一级、二级运动员按不同级别发放工资，这里的庞大开支是无需经过纳税人同意和审计的。其次，他们能很“自由”地使用人力，也就是说，能够在为国争光的国家主义旗号下任意选拔培训运动员，可以毫不费力地培养机器人一样的运动员。这些国家都有一套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为了争夺奥运金牌，国家利用垄断的、不受监督的权力，集中财力，人力，选拔培训运动员，有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就送到少年体校开始接受训练。许多苏联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曾接受过体校教练的选拔，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少年体校。一部分运动员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在国家的供养下日以继夜地为金牌而奋力锻练。与之相较，欧美现代国家的政府要受反对党、受民意、受媒体的监督，不敢也没有必要拨用大量资金争金牌，为自己争光。其次，在运动员选拔培训上，也只能尊重其本人意愿，坚持运动员业余化，只在参赛前短期集训。如此这般，那些实行举国体制的国家在比赛中拔得头筹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举国体制下夺取的金牌不能代表全民健身，更不能说明民生。相反，倒蕴含许多与体育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

　　首先，是国家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如前所述，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其结果是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因此被置之不理——体育经费就那么多，都用于争金牌去了，一般国民的体育锻炼自然受到削弱。我们看到，在实行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的国家，虽然在运动会上金牌多多，但其国民身体素质和国内大众体育运动，都远不及发达国家——不妨以今天德国为例：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 32%，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 其次，是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其目的仅限于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在苏联和东欧 80％ 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最后，因为举国体制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对金牌近乎病态的追求，使得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铤而走险，服用兴奋剂。曾在奥运会上金牌多多的东德政府就曾私下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更宏观的看，这种举国体制的所谓“金牌战略”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实质是不经人民授权而大规模地使用纳税人的钱来培养所谓体育尖子；同时，也不经运动员的自由选择而对其从小实行填鸭似的训练。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与现代民主政府和理念背道而驰的。

　　于是，我们也很自然地看到：随着这些弊端的发酵，加上国家、国际大气候的转向，在汉城奥运会的第二年（1989年），苏东剧变，从此俄罗斯告别了金牌第一，东欧国家金牌数也大为减少——然而，这不是他们的耻辱，而恰好是他们将体育还给体育的正常回归。与此同时，他们的经济开始好转，并逐步为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

　　必须承认，中国的体育竞赛机制来自于苏联，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边倒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体育自然也不例外：在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上，我们也象苏联那样建立各级体校，少年体校，国家建立庞大的各级体委垄断运动员的。在培训方面，也照猫画虎地由国家供养大批教练、陪练、运动员，政府为他们常年发放工资，培养出大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所谓专业运动员。为了获取金牌，也延续苏联的路线。选择冷僻项目、很少有人锻练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女子摔跤、高台跳水等等，回顾2008年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举重8项金牌；跳水7项；体操9项；射击5项；乒乓球4项；羽毛球3项；柔道3项。这七个项目得金牌39，占中国金牌总数77%，这些项目在国外因系个别，大众参与度不高而被重视，中国集中国力抢夺自然容易得手。然而，这也造成这些项目对培养国民的协调能力和参与热情毫无帮助，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

　　事实上，体育竞赛金牌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在检验人类生理运动极限的同时，引领全民投入到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中去。也因此，我们更应看重的是运动会引发的国民各类体育组织的诞生，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能参加适合自己的联赛，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国家队的成员，只要他的成绩够好。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水平要足够好，国家的经济水平要非常高，社会保障和体育俱乐部制度要非常完善、国民参加体育的愿望风气都要足够高才可以。而这些，显然不是什么举国体制的金牌战略能够给我们带来的。

★《薛涌：中国体育为什么要走出举国体制 @ 新浪博客》

　　李娜2008年脱离“举国体制”而“单飞”，2011年创造历史，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在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上夺得的第一个单打冠军的人。对于我这个八十年代就力主突破“举国体制”的人来说，这样的突破为中国体育创造了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其意义值得反复玩味总结。

　　我不妨把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观点概括一下：“举国体制”在体育上，并非没有效力。恰恰相反，其效力可以说大得非凡。在冷战末期的奥运会中，美国不仅不敌苏联，甚至被东德超过。考虑到后两者在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规模上，都远不如美国，这样的业绩即使把兴奋剂的因素算进去也相当可观了。中国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的突出表现，同样显示着“举国体制”的效力。

　　但是，效力不等于效率。看看金牌的含金量就明白。奥林匹克运动本质上还是业余的。虽然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大部分项目上的奥运选手都是业余选手。以百米这一极端人气且有商业价值的项目来说，十几年前美国短跑名将格林，在破世界纪录前一年还在餐馆打工。“举国体制”的效力在于，通过公共投资、在全国范围内选材、从小系统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自然能够以专业的压倒业余的。另外，“举国体制”可以采用计划经济式的金牌战略，专门在冷僻的项目上投资。比如，划艇、射击、冰壶等等项目，大多数中国人碰都没有碰过，一般也不知道规则，很难欣赏。但是，因为是冷门，搞的人少，我们用追加公共投资的方式就能培养出许多奥运冠军。

　　这也不奇怪，“举国体制”在越流行的项目上表现越差。比如田径的热门项目和足球等等，中国运动员很少有所表现。刘翔可以拿跨栏金牌，但是中国培养不出一个百米能进决赛的选手。而在商业化程度高的项目上，即使把苏联东德算上，“举国体制”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表现。直到冷战末期，篮球、网球、拳击、足球等等项目，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选手基本都是不参赛的。其业余选手大体也能和“举国体制”的专业选手维持同一水平。俄罗斯是在“举国体制”被突破后，才迎来了网坛明星辈出的时代。换句话说，“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以快马和人家的中马或慢马比赛。真到了和人家的快马较量时，就不太行了。

　　李娜的意义在于：她赢得的不仅是国际上流行的项目，而且是最商业化的项目之一。她是在和最快的马比赛时赢的。这已经超越了“举国体制”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商业体育的竞争力。

　　但是，“举国体制”有效力而无效率，更体现在社会层面上。我曾把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比作前苏联的军工体制。这种比喻在冷战时代特别贴切。当时苏美不仅在奥运会上竞争，更在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有论者指出，冷战末期，苏联提供的军火在中东的阿以战场上面对美国的武器不堪一击。这种危机也是逼得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五十年代苏联卫星上天，让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但二十年后就不是对手了呢？原因在于，苏联的军工体制是“举国体制”：把全国最好的科学家、工程师集中起来，通过大量公共投资，发展先进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种尖端技术涉及到国家的竞争力，所以高度保密，和民用产品隔绝。这样，军工和一般的民用工业，就形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军工越发达，占用的资金和人才就越多，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就越少，民用工业就越落后。最终，苏联的整个工业体系在军工的釜底抽薪下衰落，军工最终也成了无本之木，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军工，则和其体育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体制。政府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到私营企业订购产品的基础上。大部分军事技术都是私营企业开发的。联邦的投资，也必须通过私营企业产生效率。而这些私营企业，如波音公司，大多是军民并用。要知道，冷战中的每个尖端的军事技术，都属于极端烧钱的项目。苏美最终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意味着这些武器都没有派上用场，钱都白烧了。在苏联确实如此。因为高度保密的军工技术对民用工业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但是在美国，私营企业可以把许多军工技术迅速转为民用，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军工产业得以刺激整个工业的发展。

　　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中国人都知道，在“举国体制”中，运动员是层层选材，七八岁的“好苗子”从小就被关在体校进行封闭训练，和社会隔绝。这些人中，大部分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能够在全国比赛中拿个名次的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在国际大赛中出头的更如中彩票一样稀罕。这些人除了自己的项目外，几乎不具备正常的生活能力。他们在体育上的技能，也无法传授给社会。如今，“冠军搓澡工”之类的新闻屡见不鲜。说明即使是最成功的人，大部分也生活潦倒。专业运动员退役后除了进入体委等“举国体制”的官僚集团外，几乎没有出路。至于那些“没有练出来”的大多数，命运就更是惨不忍睹。也就是说，“举国体制”戕害了大部分运动员的事业和人生。“举国体制”越发达，这么被戕害的人就越多。过去三十年中国享受着“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裕，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切肤之痛。但是，如今20-30岁的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减退，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珍贵。“举国体制”把这么多年轻人变成劳动市场上的“废物”，就更加难以被社会所容忍。况且，“举国体制”中的专业体育场馆和训练设施，多对社会封闭。这方面的投资越多，民间体育设施的资金就越少。所以，从人才和设施等方面看，“举国体制”和全社会的利益形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

　　李娜们“单飞”所创造的商业体育模式，则恰恰相反。她们不仅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刺激全民的体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李娜不是一个李娜。她的整个团队，构成了一个企业，不仅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也会给国家提供税源。“单飞”排出了国家的投入，不消耗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恐怕还不在于李娜这种精英运动员，而在于那些一般的运动员对社会的贡献。在商业模式中，运动员不可能关在体校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必须想着自己如何生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之道，就是向社会推广自己的项目，自己开设培训班、当教练赚钱。这样，他们不仅成为纳税阶层，而且刺激了草根体育的增长，也提高了全民的健康水平。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我居住的这个人口不足六千人的小镇中，中学划艇队的教练就是前美国国家队的队员。她本是奥运会金牌大热门，但因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而错过机会。她退役后，没有什么到体委当官员的机会，只能自己奋斗，到处推广划艇项目，最终在中学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她利用自己骄人的资历，到处给学校的划艇队募捐。家长们看自己的孩子能有这么好的教练，自然都慷慨解囊。甚至我自己跟着几个父母也去上了一个星期的课。社会的体育投资，就是这么形成的。这如同商业社会中的军工一样，顶尖的技术，马上就向民间渗透，一般人能够享受其利。再看看中国为了几枚奥运金牌，挥金如土地修建了水上训练基地，出世界最高的价钱请来了最好的教练，也确实训练出一些世界级运动员来。可是，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指出的，这些运动员本人根本不喜欢划艇。所图的就是熬到奥运拿个牌“够本儿”，以后再也不要碰划艇了。你能指望他们在中国推广划艇运动吗？

　　中国正在进入急剧的老龄化，维持人口的健康水平、延长工作年龄，马上就会变成紧迫的问题。在这方面，体育本是立国之本。可惜，“举国体制”和全面健康，几乎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商业体育则正好相反，走的是一条共赢的道路。所以，我希望李娜的胜利能帮助我们攻克“举国体制”这一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胡平：“被举国体制”可以休矣 @ 独立中文笔会》

　　围观伦敦奥运，国人议论纷纷。我注意到，和四年前相比，批判举国体制的声音有了十分显着的增长。当局感到很大压力，不得不派喉舌出马替举国体制辩护。

　　8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举国体制是好体制”。文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一种体制优劣，光靠嘴上说说不能服众，最根本的还是要拿事实说话。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相对薄弱，要在体育方面迎头赶上，必须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上述辩护毫无说服力，因为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举国体制能不能培养出金牌选手，而在于一个国家该不该置大众体育于不顾，而把有限的体育经费大量地投入在培养少数金牌选手身上。

　　早在1988年汉城奥运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剖析举国体制。当时我没用“举国体制”这个词，我是用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指出，从那几届奥运会的情况看，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常常高出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于共产党名符其实地控制一切，所以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价值目标强加给全社会，它可以倾一国之力去达成任何它意欲实现的目标。因此，它可以用牺牲农民的办法高速实现工业化，它可以在亿万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爆炸出原子弹。同样地，它也不难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比那些自由的社会取得更突出的体育成就——只要它立志要取得这种成就的话。通常，它是极欲取得这种成就的，因为这种社会的统治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追求虚荣甚于追求繁荣”。“通过这种制度，我们就能够在体育设施普遍缺少和落后的情况下，在全民体育运动水平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竞争能力的运动明星”。

　　不错，举国体制确实有利于造就金牌选手。那又怎么样呢？那是否就证明了举国体制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北京日报》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给自己保驾，殊不知实践标准这个命题本身就大有问题。因为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的有效性或工具的有效性，但却不能证明手段或目的的正确性，也不能证明目标或目的的正确性。譬如，实践证明了服药对提高运动成绩是有效的，但这就证明了服药是正确的是应该的了吗？举国体制有利于造就金牌选手，但是，把夺金牌置于首位，为此不惜牺牲大众体育，这样的目标难道是正确的是应该的吗？

　　我在文章里写道：“社会主义当然有它的优越性。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优越性，坏的社会制度之坏，不在于它全无优越性而是它的优越性太少或太不重要或是其代价太高。”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中国金牌第一，惹得很多日本人眼红，日本一家电视台用电话让国民投票发表意见。结果是：有将近 60% 的受访者希望日本也大力培养金牌选手，让太阳旗在奥运会高高升起。40% 的受访者则表示只要参与就行，金牌多少不重要。然而问到投入税金，结果正相反，60% 左右的受访者不赞成增加体育税金。

　　问题就在这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当中国赢得大量金牌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愿意用这种所失去换取那种所得吗？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地狭人稠，但是日本的人均体育场地也有19平米，而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只有1.04平米。中国游泳选手孙扬赢得奥运金牌，梁文道大呼：“孙扬让中国男人在游泳池中站起来了。”这话刚好说反。孙扬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让大多数中国男人被剥夺了在游泳池游泳的机会之上的（当然，责任并不在运动员身上）。美国是游泳大国，不算私人游泳池，单单是公共游泳池就多达36万个。当初英国为了迎接伦敦奥运，政府拨款，开放全国1600个公共游泳池让16岁以下的孩子们和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游泳。中国有多少公共游泳池？平均下来，多少中国男人才能有一个游泳池？问问全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公共游泳池能让自己、让自己的孩子游泳呢，还是希望仅仅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更多的中国游泳选手拿金牌？有人说“我支持举国体制，因为它能提高民族自信心”，这种说法充其量反映了说话者自己的价值偏好（准确地说是投合了专制统治者之所好），它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民的价值偏好。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先前就提醒过，中共领导人讲话，常常省去主语。“集中力量办大事”，“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言而喻。这话的主语是共产党，确切地说，是中共一小撮领袖。人民不是主体，人民不过是他们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而拿在手中随意使用的“力量”而已。举国体制的辉煌成就，无非是印证了在中国，纳税人没有代表权这一可悲事实而已。

　　另外，我们也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大兴土木，大办豪华盛典，大搞面子工程，因为那不但可以显示统治者的赫赫权势，更妙的是，它还可以强化被统治者的认同，让很多被统治者暂时忘掉自己被剥夺被损害的处境，误以为自己也分享了统治者的光荣。这才是更可悲的啊。

　　这两年，中国网络出了一个流行词：“被”。被代表，被集体化，被自杀，等等。这区区一个“被”字，就把中共专制的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举国体制，其实是“被举国体制”。这样一种体制，必须否定，必须取缔。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分析爱国主义忽悠的常见类型——顺便戳穿几个流传很广的谣言
每周转载：关于朝廷对爱国主义的忽悠（网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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